深圳旧刑场_旧重庆刑场的红色掌故（上）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重庆处决死刑犯的刑场并不固定，城里城外都有些地方做过刑场。其中，重要的有这么几处：枯水季节朝天门码头下的沙滩上，时称“沙嘴刑场”；涨水后沙嘴被淹没，刑场有时设在长江边下半城巴县衙门大坝里，时称“鱼市口刑场”；有时在城外通远门城门下边的荒地上。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因开辟新市区，通远门外的坟地纷纷迁走或平毁，新修公路(即今中山一路、二路，不过当时还只是碎石黄土公路)向前延伸，以前还属于城外郊野的七星岗、观音岩一带，建起了不少房屋，逐渐形成街市。于是，刑场也随之往前迁移，移到了观音岩西边公路转弯处内侧(即今少年宫与儿童医院对面)的荒坡上。荒坡无名，公路外侧坡下有老地名上罗家湾，这刑场就被称作“上罗家湾刑场”或简称“罗家湾刑场”。
在这几处刑场，都曾有共产党人洒下最后的热血。
朝天门刑场
朝天门，不仅是重庆有名的水运大码头，而且是中共党史上重要的烈士纪念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先后有两位著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被军阀当局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于此。一位是代替毛泽东到四川领导武装暴动的中共中央特派员、第一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另一位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和助手、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
傅烈等9位共产党人因“兴隆巷事件”被捕(详见《龙门阵》2006年第11期拙稿《重庆老地名的红色掌故》)，1928年4月3日被杀害时，从中央公园下边的重庆卫戍司令部(今重庆市工商联所在地)押出来，经新丰街、莲花街(20世纪50年代后均并入解放东路)、道门口、陕西街(今陕西路)、过街楼至朝天门外沙嘴。傅烈是在朝天门牺牲的共产党人中领导职务最高者。
李鸣珂之死，起因于1930年4月17日在朝天门爆发的一场枪战。
那天，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军委书记的李鸣珂，同助手邓文书外出执行任务后从长江南岸归来，不料在朝天门码头上岸后迎面撞上了叛徒易觉先。
易觉先原是在李鸣珂领导下从事“兵运”(兵士运动，即鼓动军阀部队的士兵起来向长官造反)的地下党员，因对这个既艰苦又危险的工作灰心丧气，在军阀利诱下自首投敌，被二十一军军长刘湘重用，委任为军部特务侦缉队长，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关――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开始了一系列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二十一军军部根据易觉先的密告，先后查封了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的秘密联络据点九七书店、南来燕咖啡店、掘新书店和协合寄宿舍，抓获一大批被易觉先列入告密名单的共产党人。
李鸣珂是四川南部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在南昌起义时担任负责保卫中央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安全的手枪队(即中央警卫队)队长，后曾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成员周恩来手下任组织局军事科科长――总管中央军事工作。傅烈牺牲后，他奉调入川领导军事工作。当时，他在涪陵组建四川二路红军，五天前刚返回重庆，获知易觉先投敌的消息后，便决心除掉这个叛徒。由于对其动向尚未调查清楚，还没有安排好制裁这个叛徒的计划。
这天上午，易觉先带着二十一军侦缉队去江北放生池7号破坏中共江北特支机关，抓到了特支书记刘森元。他们押着刘森元坐木船过江回城，从朝天门码头上岸后，意外碰到了李鸣珂一行。易觉先有恃无恐，得意地向李鸣珂招呼说：“李大哥，我反了党了!”
李鸣珂两手笼在长衫衣袖里，似乎因河风的吹拂有些怕冷。但让易觉先猝不及防的是，李鸣珂竟从长衫袖子中亮出一把手枪……
枪响后，人们四散奔逃，码头一片混乱。李鸣珂和助手与敌侦缉队及闻讯赶来的城防司令部士兵展开了一场枪战。毕竟众寡悬殊，邓文书当场被捕。李鸣珂在混乱中逃脱后，在码头附近象鼻嘴一民房顶上躲藏了一夜，次日晨跳下来时踩响了竹棚，不幸被刚好路过的巡逻队逮捕。
李鸣珂被捕后，一面向狱吏、士兵们宣传共产党反对军阀统治、解放劳苦大众的主张，一面从容不迫地写下最后的遗言。他饱含深情地给老领导周恩来写了遗书：“恩来同志：与你永别了!……目前群众革命斗争日益发展与扩大，反动的统治阶级对于领导革命的本党是要尽量摧残的!望你珍重，祝你领导中华革命早日成功!”
4月19日，31岁的李鸣珂和年轻的助手邓文书等人被枪杀于朝天门码头沙嘴。次日《国民公报》对烈士就义情况有如下报道：
“渝二十一军军部四月十九日午后，绑出共党四犯，赴朝天门外枪毙。均坐无顶肩舆，由大梁子下打铁街，约有两连手枪队押送。内有一犯，年约三十余，八字短胡，毫无惧色，沿途大呼共产党口号，如登讲演之台，闻系共产党著名首领李鸣珂……”
“无顶肩舆”，是从轿行雇来的二人抬小凉轿，这是当时重庆城内最普通的代步工具。因当时还没有汽车，当局就以这种小凉轿揭去顶盖，临时充作抬犯人游街示众的工具。李鸣珂等被二十一军行刑队从大梁子左营街的军部押赴朝天门，要往下走很长一段路。李鸣珂沿途大呼口号，“如登讲演之台”，可见其视死如归之神态。
李鸣珂牺牲后，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地下党派人去收殓烈士遗体时，遗体却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城防司令部内佩服李鸣珂的士兵去收殓了。因李鸣珂被暂押于城防司令部时，一些士兵曾听他宣传为穷人求解放不惜一死的志向，深受感动。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报告中记载：李鸣珂“善于词辩，被获进部，见士兵宣传士兵，见夫役宣传夫役，有机会便利用机会”。这样，就发生了城防司令部士兵不忍见其暴尸河滩，帮忙收殓烈士遗体的事。
巴县衙门(鱼市口)刑场
巴县衙门，即旧时巴县县署。当时的巴县，与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巴县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指的长江、嘉陵江两江环抱中的重庆老城区(即今重庆市渝中区的旧城区部分)。巴县衙门前面是老鼓楼街(今解放东路一段)，背靠山梁，往坡上走是左营街和中央公园，再上边就是二十一军军部。清末民初，凡官府害怕被劫法场的重犯，一般就在巴县县署一侧县大监后的鱼市口刑场就地处决。此地杀的人多了，民间就有了个传说，说是有个卖夜宵汤圆的小贩王汤圆，一天夜里看到有黑影在那里满地摸东西。问他在找什么，说是“找脑壳，我的脑壳落了”。吓得王汤圆打翻了砂锅……其实那是吸叶子烟的人在地上磕烟灰时把烟杆脑壳磕掉了，在满地摸着找。因20世纪30年代以前处决犯人是用大刀砍头，就被编出这样一个“鱼市口晚上有鬼找脑壳”的传说。
1930年5月8日，因“浩池街事件”的发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和省委常委程攸生、邹进贤被军阀当局枪杀于巴县衙门前大坝里(详见《龙门阵》2006年第11期拙稿《重庆老地名的红色掌故》)。在刘愿庵等人牺牲6天之后，5月14日，又一个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32岁的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组织局主任穆青被杀害于同一个地方。穆青是四川合江县人，曾与周恩来、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等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以后他被中共旅欧总支部派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期间担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组织委员。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广州暴动行动委员会委员等职。广州暴动中，他还担任了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广州暴动失败后，穆青死里逃生，和妻子王凛若化装逃到香港，与聂荣臻、邓小平一起居住了一个月左右，又去上海找到中共中央。当时正值湖北省委遭到破坏，周恩来和邓颖超到旅馆来看他，当即决定派他去白色恐怖中的武汉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去了不久，因地下机关被叛徒出卖，军警搜查旅馆时将穆青作为嫌疑犯逮捕。虽经严刑拷打他仍坚不吐实，后由王凛若通过父亲的上层关系进行活动，从枪口下把他营救出来。
不久，穆青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到四川巡视。四川省委因干部奇缺，上报中央后将他留下。正当他代表省委到川南巡视的时候，省委又遭到一次严重破坏：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被捕。穆青急忙赶往成都，组建起临时省委。待出席中共六大的刘愿庵回来后，成立正式省委，穆青担任了组织局主任。
穆青之死，也是因省委遭到大破坏的“浩池街事件”引出的恶果。
本来，穆青在1930年3月22日就已被叛徒邹云芳当街指认而遭逮捕，说他就是当局一直想抓捕的中共临时省委书记吕维新(穆青在党内的化名)。但穆青拒不承认，一口咬定自己叫袁雨苍，最近才从上海来到重庆，受上海时闻通讯社之托来川组建办事处，并帮助上海时闻通讯社清理重庆各家报社账目。邹云芳找来一个曾为地下党工作的女青年与穆对质，穆青毫不慌乱，从容地编了一个“桃色”故事，说成是邹君因与他争风吃醋而挟嫌报复。他讲得绘声绘色，审判官们听得津津有味，全都相信了，反而怀疑指认他的邹云芳是想“捕良冒功”。
穆青先被关押在二十一军军部看守室，他设法托人三次送出密信，向地下省委报告他被捕及审讯情况。随后，穆青又向二十一军军部写了一篇长长的呈文为自己辩护，坚持说是被挟嫌诬告。邹云芳见他如此从容，又找不到像样的证据来印证指控，加上时时担心地下省委对自己制裁，也就再不敢对穆青一案多说什么了。审判官们也完全认为这一案子是挟嫌报复的假案，只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搁置了起来。穆青也被转押到了巴县大监。
地下省委的营救工作也同时在积极进行。一方面，省委急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转述了穆青“供词”要点，提出“顶好能由中央设法用时闻通讯社来电二十一军军部，证明彼确系该社通讯员，以免久遭羁留，妨碍党的工作”。另一方面，地下党组织安排穆青的妻子王凛若进行上层关系的疏通。
王凛若当时的秘密身份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局工作人员，公开掩护职业是重庆地方法院推事(法官)，是当时为数极少的女法官之一。她的父亲是重庆的检察官，有一些上层关系，同二十一军副官长兼特务委员会实际负责人李根固有些交情。王凛若和父亲特地去拜访李根固，说袁雨苍是他家亲戚，请求帮忙疏通。李根固答应尽力帮忙。了解案情后，他告诉王凛若的父亲，“决保令戚不枪毙”。
正当穆青脱险有望时，“浩池街事件”发生了。警察当场搜获许多省委文件。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在研究这批文件时，发现了这样一些记载：“自维新被捕钟鸣(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的化名――引者注)被难，常委极不健全……”“自三月二十日起，同志被捕在狱中者省委常委一人……”特务们由此判断：“袁雨苍”是3月22日被捕的，在他之前没有捕获别的人，在他之后，狱中也没有第二个叫“维新”的，因此，袁雨苍肯定就是吕维新。
至此，穆青的自救和党组织的营救，全都前功尽弃。
王凛若多年后回忆：“穆青被枪毙在巴县衙门前大坝内，两枪未中要害，补了一刀才绝了气。据父亲密向母亲说：‘嗣良(穆青另一化名)死得真惨，蜷伏在地上像只狗样。’……父亲伪称穆青是他表侄女婿，出面收的尸……我父亲曾亲见他的惨死情景，归来大病濒于死。”
刘愿庵、穆青等相继牺牲于鱼市口刑场后，新建的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沉痛地向中央报告：这次损失最大的是“全部常委牺牲完”。
(未完待续
(责编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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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处刑场，都曾有共产党人洒下最后的热血。
朝天门刑场
朝天门，不仅是重庆有名的水运大码头，而且是中共党史上重要的烈士纪念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先后有两位著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被军阀当局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于此。一位是代替毛泽东到四川领导武装暴动的中共中央特派员、第一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另一位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和助手、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
傅烈等9位共产党人因“兴隆巷事件”被捕(详见《龙门阵》2006年第11期拙稿《重庆老地名的红色掌故》)，1928年4月3日被杀害时，从中央公园下边的重庆卫戍司令部(今重庆市工商联所在地)押出来，经新丰街、莲花街(20世纪50年代后均并入解放东路)、道门口、陕西街(今陕西路)、过街楼至朝天门外沙嘴。傅烈是在朝天门牺牲的共产党人中领导职务最高者。
李鸣珂之死，起因于1930年4月17日在朝天门爆发的一场枪战。
那天，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军委书记的李鸣珂，同助手邓文书外出执行任务后从长江南岸归来，不料在朝天门码头上岸后迎面撞上了叛徒易觉先。
易觉先原是在李鸣珂领导下从事“兵运”(兵士运动，即鼓动军阀部队的士兵起来向长官造反)的地下党员，因对这个既艰苦又危险的工作灰心丧气，在军阀利诱下自首投敌，被二十一军军长刘湘重用，委任为军部特务侦缉队长，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关――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开始了一系列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二十一军军部根据易觉先的密告，先后查封了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的秘密联络据点九七书店、南来燕咖啡店、掘新书店和协合寄宿舍，抓获一大批被易觉先列入告密名单的共产党人。
李鸣珂是四川南部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在南昌起义时担任负责保卫中央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安全的手枪队(即中央警卫队)队长，后曾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成员周恩来手下任组织局军事科科长――总管中央军事工作。傅烈牺牲后，他奉调入川领导军事工作。当时，他在涪陵组建四川二路红军，五天前刚返回重庆，获知易觉先投敌的消息后，便决心除掉这个叛徒。由于对其动向尚未调查清楚，还没有安排好制裁这个叛徒的计划。
这天上午，易觉先带着二十一军侦缉队去江北放生池7号破坏中共江北特支机关，抓到了特支书记刘森元。他们押着刘森元坐木船过江回城，从朝天门码头上岸后，意外碰到了李鸣珂一行。易觉先有恃无恐，得意地向李鸣珂招呼说：“李大哥，我反了党了!”
李鸣珂两手笼在长衫衣袖里，似乎因河风的吹拂有些怕冷。但让易觉先猝不及防的是，李鸣珂竟从长衫袖子中亮出一把手枪……
枪响后，人们四散奔逃，码头一片混乱。李鸣珂和助手与敌侦缉队及闻讯赶来的城防司令部士兵展开了一场枪战。毕竟众寡悬殊，邓文书当场被捕。李鸣珂在混乱中逃脱后，在码头附近象鼻嘴一民房顶上躲藏了一夜，次日晨跳下来时踩响了竹棚，不幸被刚好路过的巡逻队逮捕。
李鸣珂被捕后，一面向狱吏、士兵们宣传共产党反对军阀统治、解放劳苦大众的主张，一面从容不迫地写下最后的遗言。他饱含深情地给老领导周恩来写了遗书：“恩来同志：与你永别了!……目前群众革命斗争日益发展与扩大，反动的统治阶级对于领导革命的本党是要尽量摧残的!望你珍重，祝你领导中华革命早日成功!”
4月19日，31岁的李鸣珂和年轻的助手邓文书等人被枪杀于朝天门码头沙嘴。次日《国民公报》对烈士就义情况有如下报道：
“渝二十一军军部四月十九日午后，绑出共党四犯，赴朝天门外枪毙。均坐无顶肩舆，由大梁子下打铁街，约有两连手枪队押送。内有一犯，年约三十余，八字短胡，毫无惧色，沿途大呼共产党口号，如登讲演之台，闻系共产党著名首领李鸣珂……”
“无顶肩舆”，是从轿行雇来的二人抬小凉轿，这是当时重庆城内最普通的代步工具。因当时还没有汽车，当局就以这种小凉轿揭去顶盖，临时充作抬犯人游街示众的工具。李鸣珂等被二十一军行刑队从大梁子左营街的军部押赴朝天门，要往下走很长一段路。李鸣珂沿途大呼口号，“如登讲演之台”，可见其视死如归之神态。
李鸣珂牺牲后，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地下党派人去收殓烈士遗体时，遗体却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城防司令部内佩服李鸣珂的士兵去收殓了。因李鸣珂被暂押于城防司令部时，一些士兵曾听他宣传为穷人求解放不惜一死的志向，深受感动。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报告中记载：李鸣珂“善于词辩，被获进部，见士兵宣传士兵，见夫役宣传夫役，有机会便利用机会”。这样，就发生了城防司令部士兵不忍见其暴尸河滩，帮忙收殓烈士遗体的事。
巴县衙门(鱼市口)刑场
巴县衙门，即旧时巴县县署。当时的巴县，与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巴县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指的长江、嘉陵江两江环抱中的重庆老城区(即今重庆市渝中区的旧城区部分)。巴县衙门前面是老鼓楼街(今解放东路一段)，背靠山梁，往坡上走是左营街和中央公园，再上边就是二十一军军部。清末民初，凡官府害怕被劫法场的重犯，一般就在巴县县署一侧县大监后的鱼市口刑场就地处决。此地杀的人多了，民间就有了个传说，说是有个卖夜宵汤圆的小贩王汤圆，一天夜里看到有黑影在那里满地摸东西。问他在找什么，说是“找脑壳，我的脑壳落了”。吓得王汤圆打翻了砂锅……其实那是吸叶子烟的人在地上磕烟灰时把烟杆脑壳磕掉了，在满地摸着找。因20世纪30年代以前处决犯人是用大刀砍头，就被编出这样一个“鱼市口晚上有鬼找脑壳”的传说。
1930年5月8日，因“浩池街事件”的发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和省委常委程攸生、邹进贤被军阀当局枪杀于巴县衙门前大坝里(详见《龙门阵》2006年第11期拙稿《重庆老地名的红色掌故》)。在刘愿庵等人牺牲6天之后，5月14日，又一个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32岁的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组织局主任穆青被杀害于同一个地方。穆青是四川合江县人，曾与周恩来、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等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以后他被中共旅欧总支部派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期间担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组织委员。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广州暴动行动委员会委员等职。广州暴动中，他还担任了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广州暴动失败后，穆青死里逃生，和妻子王凛若化装逃到香港，与聂荣臻、邓小平一起居住了一个月左右，又去上海找到中共中央。当时正值湖北省委遭到破坏，周恩来和邓颖超到旅馆来看他，当即决定派他去白色恐怖中的武汉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去了不久，因地下机关被叛徒出卖，军警搜查旅馆时将穆青作为嫌疑犯逮捕。虽经严刑拷打他仍坚不吐实，后由王凛若通过父亲的上层关系进行活动，从枪口下把他营救出来。
不久，穆青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到四川巡视。四川省委因干部奇缺，上报中央后将他留下。正当他代表省委到川南巡视的时候，省委又遭到一次严重破坏：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被捕。穆青急忙赶往成都，组建起临时省委。待出席中共六大的刘愿庵回来后，成立正式省委，穆青担任了组织局主任。
穆青之死，也是因省委遭到大破坏的“浩池街事件”引出的恶果。
本来，穆青在1930年3月22日就已被叛徒邹云芳当街指认而遭逮捕，说他就是当局一直想抓捕的中共临时省委书记吕维新(穆青在党内的化名)。但穆青拒不承认，一口咬定自己叫袁雨苍，最近才从上海来到重庆，受上海时闻通讯社之托来川组建办事处，并帮助上海时闻通讯社清理重庆各家报社账目。邹云芳找来一个曾为地下党工作的女青年与穆对质，穆青毫不慌乱，从容地编了一个“桃色”故事，说成是邹君因与他争风吃醋而挟嫌报复。他讲得绘声绘色，审判官们听得津津有味，全都相信了，反而怀疑指认他的邹云芳是想“捕良冒功”。
穆青先被关押在二十一军军部看守室，他设法托人三次送出密信，向地下省委报告他被捕及审讯情况。随后，穆青又向二十一军军部写了一篇长长的呈文为自己辩护，坚持说是被挟嫌诬告。邹云芳见他如此从容，又找不到像样的证据来印证指控，加上时时担心地下省委对自己制裁，也就再不敢对穆青一案多说什么了。审判官们也完全认为这一案子是挟嫌报复的假案，只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搁置了起来。穆青也被转押到了巴县大监。
地下省委的营救工作也同时在积极进行。一方面，省委急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转述了穆青“供词”要点，提出“顶好能由中央设法用时闻通讯社来电二十一军军部，证明彼确系该社通讯员，以免久遭羁留，妨碍党的工作”。另一方面，地下党组织安排穆青的妻子王凛若进行上层关系的疏通。
王凛若当时的秘密身份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局工作人员，公开掩护职业是重庆地方法院推事(法官)，是当时为数极少的女法官之一。她的父亲是重庆的检察官，有一些上层关系，同二十一军副官长兼特务委员会实际负责人李根固有些交情。王凛若和父亲特地去拜访李根固，说袁雨苍是他家亲戚，请求帮忙疏通。李根固答应尽力帮忙。了解案情后，他告诉王凛若的父亲，“决保令戚不枪毙”。
正当穆青脱险有望时，“浩池街事件”发生了。警察当场搜获许多省委文件。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在研究这批文件时，发现了这样一些记载：“自维新被捕钟鸣(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的化名――引者注)被难，常委极不健全……”“自三月二十日起，同志被捕在狱中者省委常委一人……”特务们由此判断：“袁雨苍”是3月22日被捕的，在他之前没有捕获别的人，在他之后，狱中也没有第二个叫“维新”的，因此，袁雨苍肯定就是吕维新。
至此，穆青的自救和党组织的营救，全都前功尽弃。
王凛若多年后回忆：“穆青被枪毙在巴县衙门前大坝内，两枪未中要害，补了一刀才绝了气。据父亲密向母亲说：‘嗣良(穆青另一化名)死得真惨，蜷伏在地上像只狗样。’……父亲伪称穆青是他表侄女婿，出面收的尸……我父亲曾亲见他的惨死情景，归来大病濒于死。”
刘愿庵、穆青等相继牺牲于鱼市口刑场后，新建的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沉痛地向中央报告：这次损失最大的是“全部常委牺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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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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